逻辑——司法判决的深度

中国古代，从上古到南宋，虽然谈不上是法治社会，但在唐宋以后，判词已经逻辑严谨、论述充分，体现出现代法律思维的雏形。白居易的《甲乙判》则为此中的经典。洪迈在《容斋随笔》中对此赞美道：“不背人情，合乎法度，援经引史，比喻甚明，非青钱学士所能及也。”

如“冒名事发判”。白居易首先通过礼法并用，一准乎法，明确了法律适用的大前提，即“宥则利诱，诛则伤善；失人犹可，坏法实难。”寥寥四句，见微知著，礼法迭相为用，循环表里，确立了裁判依据。继而其条分缕析，逐项回应，判曰“始假名而作伪，咎则自贻；及励节为官，政将何取？节使以功惟补过，情欲劝能”，以个案事实为依据，回应各方展开法理辨析。最后得出结论，充分认可原判“仁不惠奸”的裁判观点，肯定其判决结果。

又如“牛马相抵判”，首先请征律典，正确适用《唐律疏议》中“假有甲家牛，抵杀乙家马，……为抵杀……是名 ‘偿减价之半’”，得出“当赔半价”的结论；其次，故误宜别，对于个案争端，根据具体情况，区分故意与过失，得出“情非故纵”，应“理合误论”，继而法律责任的承担亦应有所减轻；其三，偿则从情，即再次根据损害发生的情形加以区分，因案件发生在放牧的地方，与《唐律疏议》中入侵马厩有所不同，故更应减赔偿。

由此可见，中国古代法官的断案，十分注重法律逻辑的适用，从法条大前提出发，又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进行适用，通过充分的说理论证，弥合了法条与事实之间的差异，最终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。

语言——司法判决的厚度

波斯纳曾说：“文学力可能是法官的优秀特征中比分析力更重要的一个特征。”纵观本书中摘录的古代判词，就文字语言风格而言，可谓百花齐放，百家争鸣，正如严复在译著《天演论》的序言中曾经提出的翻译由低到高的三个境界：“信”“达”“雅”，古代经典判词，同样也有异曲同工之妙，给当代法官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。在这些判词中，既有体现唐判“判语必骈俪”的张鷟的《龙筋凤髓判》，又有“文贵通俗”的白居易的《甲乙判》；即有“花判”鼻祖苏东坡的“歇后语”式判词，又有擅长以古喻今的胡颖“讲故事”式判词。这样的判词，离不开古代裁判者自身较高的文学修养，他们中的大部分由科举入仕，其中的佼佼者本身已是文学大家，又通过主政一方、听讼断狱，积累了大量的实践经验。故而，他们并不墨守成规，拘泥于程式，而是在判词风格上大胆创新，通过比喻、用典、借代等修辞手法的运用，以言辞和事实的润饰与裁剪，将判词诗化，在形式上充满文学色彩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判词文化。法律与文学通过判词有机融合，交相辉映，流芳百世。

追古思今，《判词经典》对当下判决书的写作亦大有裨益，裁判文书的论证说理，规范和明白之外，还需兼具语言的优美，古代判词的情理化论证与修辞论证方式恰恰为此提供了解决的途径。从本土司法文化中汲取营养，在个案中恰当运用辞格修饰，才能切实增强人民群众对判决的情感认同。

情怀——司法判决的温度

如果说逻辑和语言是司法判决的筋和骨，那么情怀则是中国古代判词的灵魂和温度，是穿越千百年时光仍旧熠熠生辉的光。自汉代以来至唐朝，儒家经义对秦汉之律不断予以“权变”，使得判词不再是冷冰冰的严刑峻法的适用，而是强调法律与人情的调和，是家国情怀的承载和弘扬。

如汉代董仲舒在“甲无子拾道旁弃儿判”中，对家庭亲情与法律要求不得隐匿犯罪者之间的矛盾开始思考，引入《春秋》中“子为父隐、父为子隐”的经义，通过新的解释，让判决结果与广大百姓的真实情感产生联结，更维护了当时的统治秩序。

又如宋代吴恕斋的“已卖而不离业判”，这是一则“发回重审”的案例，体现了宋代裁判者注重保护孤幼的合法权益的价值选择。“阿章早年将住房两间卖与徐麟，两年之后，徐十二依据‘亲邻之法’出钱赎回并成为自己的产业。又过九年，阿章提起诉讼，称不曾绝卖，诉请赎回。”虽然根据“赤契”上载明的“出卖”二字，能得出房子已经绝卖的结论，但吴恕斋又考虑到“阿章一贫彻骨，他无产业，夫男俱亡，两孙年幼”“楚人亡弓，楚人得之，何忍迫之外出，而使一老二孤无所归乎！”。但其又担心“阿章离业已久，只因徐麟挟雠，教唆兴词”。从其判词来看，既有对法条的熟稔，又有对人情的参酌，既有对寡佬孤幼的体恤，又有对教唆兴词的担忧，不断权衡着各种利弊。裁判者的思考、说理在判词中层层铺开，数次峰回路转，又发人深省。虽然在该案的处理上没有最终定论，但是他的判词，依然让千年之后我们，感受到当时司法的温度。